鸦片是怎么从药物变为毒品的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历史学界有一些答案。蒋秋明在1996年所著《中国禁毒历程》一书中指出：“烟枪灼火吸食鸦片的方法，使得鸦片的使用脱离了医疗目的，吸毒现象由此产生。”龚缨晏在1999年所著《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》一书中指出：“从吞食法到吸食法，是鸦片使用方法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，是鸦片从药物转变为毒品的关键一步。”然而，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，还是一个禁毒学的问题，甚至是禁毒学的一个基本问题。这是因为，鸦片是全世界公认的第一种毒品，探讨它如何从药物变为毒品，其实是在讨论毒品的起源问题。毒品起源的确定，不仅直接关系禁毒史的开端，而且关乎未来禁毒的方向。笔者拟从禁毒学的角度重新思考这一问题。

　　一个物质要成为毒品，它必须具备毒品的性质。根据裴相（1997）、段秋关（1999）、麦买提·乌斯曼（2010）、包涵（2017；2019）等学者的研究，毒品有成瘾性、社会危害性、毒害性、管制性、违法性、滥用性等属性。对于毒品的本质属性有哪些，学界观点不一。根据现行刑法关于毒品定义的规定推断，笔者认为毒品定义要素有三个：成瘾性、社会危害性和管制性。

　　成瘾性是指某些物质能使人形成瘾癖的特性。在人类吞服鸦片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并没有发现鸦片的成瘾性，只有在吸食法出现之后，才有了关于鸦片成瘾的记载。鸦片最早是与烟草拌合在一起吸食的，当时的名称叫“鸦片烟”（一种以烟草为主、掺入少量鸦片的混合物）。清代学者蓝鼎元在1724年所撰《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》一文中记载：“鸦片烟，不知始自何来，煮以铜锅，烟筒如短棍，无赖恶少群聚夜饮，遂成风俗。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，诱后来者。初赴饮不用钱，久则不能自已，倾家赴之矣。能通宵不寐，助淫欲，始以为乐，后遂不可复救，一日辍饮，则面皮顿缩，唇齿龇露，脱神欲毙，复饮乃愈。然三年之后，莫不死矣。闻此为狡黠岛夷诳倾唐人财命者，愚夫不悟，传入中国已十余年，厦门多有，而台湾殊甚，殊可哀也！”全文虽然没有出现“瘾”字，但“久则不能自已，倾家赴之矣”“一日辍饮，则面皮顿缩，唇齿龇露，脱神欲毙，复饮乃愈”分别指出了“鸦片烟”的精神依赖性（表现为强迫性使用）和躯体依赖性（表现为戒断症状）。此时，“鸦片烟”具有了成瘾性。

　　社会危害性是指某些物质对社会有危害的特性。据前文所引，“鸦片烟”有毒害身体（短期表现为戒断症状，长期表现为“然三年之后，莫不死矣”）、消耗家庭财富（“倾家赴之矣”）和诱发犯罪（“无赖恶少群聚夜饮”“诳倾唐人财命”）等危害。此时，“鸦片烟”具有了社会危害性。

　　管制性是指某些物质被管制的特性。目前没有关于管制的准确的法律定义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管制是一种特殊管理。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，受特殊管理的药品除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之外，还包括放射性药品、毒性药品等，后两者显然不是毒品。因此，确切地说，现行禁毒法中的管制是指列入麻精药品（含非药用类）进行管理，只允许根据医疗、教学、科研的需要，依法生产、经营、使用、储存、运输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。从历史的观点来看，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、只能基于时代的背景来判断鸦片从何时起被国家管制。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禁止鸦片的法规是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清政府颁布的《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》，其中规定：“兴贩鸦片烟，照收买违禁货物例，枷号一个月，发近边充军。如私开鸦片烟馆，引诱良家子弟者，照邪教惑众律，拟绞监候；为从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；船户、地保、邻右人等，俱杖一百，徒三年。如兵役人等籍端需索，计赃照枉法律治罪。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，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，均交部严加议处。”该条例把“鸦片烟”视作违禁货物进行管制，并对兴贩鸦片烟、私开鸦片烟馆等行为给予严厉的刑事处罚。此时，“鸦片烟”具有了管制性。

　　综上分析，“鸦片烟”在1724年就具有了成瘾性、社会危害性，在1729年具有了管制性，因此我们可以说“鸦片烟”在1729年成为了毒品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禁毒史的开端。但是，我们不能说鸦片在1729年就成为了毒品。鸦片后来是怎么变为毒品的？根据王宏斌（1993）、连东（2011）等人的研究，大约在乾隆中后期，鸦片的吸食法发生了进一步变化——从混合吸食鸦片烟草到单纯吸食鸦片，这使得鸦片的成瘾性剧增。嘉庆初年以来，单纯吸食鸦片法在全国迅速传播，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剧增，刺激了境外鸦片大量输入，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，正如林则徐所言：“迨流毒于天下，则为害甚巨，法当从严。若犹泄泄视之，是使数十年后，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。”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，嘉庆帝颁布诏令停征鸦片税，禁止鸦片进口。此时，鸦片具有了管制性。综合来看，鸦片在1796年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毒品。